田杰棠等：数字经济 如何乘势而上更好发展

1.借东风、强优势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时，来到村民们的木耳销售电商直播平台前，成了“最强带货员”。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数字”，“小朱配琦”带货、线上买菜等等，极大方便了商户和消费者。您如何看待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特质？

来有为：数字化技术可以穿透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在供给端拓展生产边界，在需求端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匹配。它为经济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提供推动力，对助力脱贫攻坚、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

发展数字经济，要积极推进新基建。新基建涵盖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包含推动民生领域发展、助力消费升级的支撑系统，以及依托数字化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完善生活服务新基建是破解生活服务业发展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重点领域包括：服务场所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智能取餐柜、智能快递柜、智能自助服务系统等智能服务终端，以及智能支持设备、多功能智能充电终端等。不过，我国生活服务类企业大都是中小商户，进行新基建投入的意愿不强、能力不足，需要各级政府开展试点示范，加大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田杰棠：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体现出四方面优势：一是人口基数大带来的大数据、大网络、大市场；二是包容审慎的政策环境，我国政府总体上采取了包容创新、鼓励支持的政策导向，为壮大新业态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网络基础设施相对先进、智能手机终端普及率高；四是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在“双创”政策激励下，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十分活跃，全世界约四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在中国，2018年，全国有4849家科技企业孵化器、6959家众创空间，每天注册的新企业达1.84万户。

魏江：我们可以用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超过34%，我国开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但短板也很明显：目前主要解决的是产业数字化问题，数据分析技术、数字科技创新、工业互联网、AI促进制造业创新等方面还未获得足够发展，以5G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体系刚刚起步，数字治理体系仍不健全，数字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仍处于探索初期，制度障碍亟待突破。

2.新业态、新职业、新蓝海

问：直播平台导购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网约配送员等新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走俏。尤其是此次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加速了新业态的成长，创造出更多灵活就业岗位。对此，您怎么看？

田杰棠：互联网平台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就业形式，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和平台覆盖面的扩大使劳动力供需双方能够更好、更快地匹配，大大降低了灵活用工的成本，形成了许多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和数字化的灵活就业市场。

灵活就业是疫情期间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发挥了稳民生、稳生产的积极作用。疫情导致今年2月份城镇失业率创近年新高，就近和短期的用工形式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基本收入，避免了经营困难企业员工的潜在失业风险，也缓解了需求方企业“用工难”问题。

疫情后，灵活就业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常态化就业形式。今后，互联网企业和共享经济平台将释放出更多灵活用工需求。据麦肯锡报告预测，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将从目前的约300万人迅速增长至2025年的7200万人左右。

来有为：最近，“网约配送员”（外卖骑手）作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被正式纳入中国职业大典。根据美团平台大数据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外卖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2020年1月20日至3月30日，美团平台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共45.78万人。疫情期间，美团外卖骑手日均有效接单量与2019年相比有所提升。像外卖骑手这种灵活就业形态就是“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

发展灵活就业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平台工作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工作基准，劳动收入按单计算、劳动场所不固定、工作时间自主，与当前劳动法律制度存在不匹配问题；就业人员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强从属和管理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互利关系。从求职到培训，从就业到社保，皆因劳动关系认定障碍而导致无法同等享受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目前扶持新业态用工与灵活就业发展的倾斜性政策还比较少，例如培训补贴、稳岗补贴等无法全覆盖，不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今后，应探索建立适应新业态用工与灵活就业的劳动标准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政策，满足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就业补贴、就业指导、技能发展等诉求，增强就业稳定性。

魏江：数字经济将成为促民生的新引擎。这次疫情让数字产业抓住了机遇，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传统生产、消费习惯，已经在虚拟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形成了新的轨迹，这让我们相信，未来数字经济会更强大。

需注意的是，新岗位、新业态里有就业增量，但更多是存量流动。要解决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关键不是靠数字产业本身，而是数字经济发展可让智能制造业、数字服务业发展空间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结构问题。

3.挖潜力、找需求、促增量

问：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对消费方式、消费需求、消费结构升级等产生了什么影响，为培育新的增长点发挥了哪些作用？

魏江：数字经济目前主要的贡献点在消费业，由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需求发生变化，拉动了虚拟市场的消费，激发了网上市场的需求。但是，线上需求与线下需求之间不全是互补关系，还有替代关系，很多需求是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我最关心的是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这是一柄“双刃剑”。是不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消费品质就提高了？不见得。比如，网购发展历程中，假冒伪劣商品往往混杂其中，市场竞争陷入价格战，这种情况反而带来消费降级。

怎样真正促进消费升级？要看数字技术能否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赋能。目前数字经济的贡献还是以消费和渠道赋能为主，如果能够从生产端提供强大能量，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贡献潜力才能真正被激发。

来有为：疫情期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方式呈现新变化：线上服务消费大幅增加。美团研究院问卷调查显示，疫情期间有71.7%的居民选择在外卖平台点餐，41.6%的居民选择在线上电商平台购买商品；生鲜零售业务快速增长；中老年用户在线上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上升；“无接触”配送服务得到大量应用，初步形成到家配送、到店消费、企业工作团餐等服务模式。

田杰棠：此次疫情防控使数字经济的线上优势得到充分体现，相当于开展了一次生产生活习惯的全民数字化培训，对数字技术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消费角度看，数字技术支撑的网购电商、本地生活服务等行业在疫情期间发挥优势，对稳定百姓生活消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新的消费模式应运而生，促进了线上线下消费融合。随着5G网络等新基建的进程加快，数字经济转型升级也会带来新消费需求，比如智能手机的换代、VR技术引发的新消费场景等。

4.未来如何发力，发展方向何在

问：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强调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您认为，数字经济产业未来应如何发力，发展方向是什么？

来有为：完善智慧景区建设。比如，借助社会企业力量，为景区发展提供智慧化方案；增加对旅游场所电缆、智能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铺建；建设旅游业的大数据和云计算中心，为政府打造“多级一体”的智慧管理体系等。

推动无人车、服务机器人示范。比如，加强对无人车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无人车配送在产业园区、居民小区等先期落地。

推进智慧餐饮、智慧商圈（商业街）试点示范。比如，推动智慧餐饮整体解决方案落地应用。将智慧餐饮拓展到商圈、步行街等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和吸引力。

发展无接触服务模式。出台无接触服务相关指导意见、行动计划，提升相关配套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制定无接触服务相关标准，搭建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

魏江：数字经济有效发力，关键是政府部门对产业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能够有效把握。为什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度需进一步加强？这与国家政策有关，比如不同行业存在税制差异，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地方财政的问题，而相对忽视制造业与数字服务的整合。至于提高相关产业人才质量，则取决于高校人才培养。我们要培养一大批从事数字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人才，培养从事数字科技创新的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这方面的缺口还很大。

田杰棠：数字经济将从生活服务领域扩散到工业生产、社会服务等更多行业。疫情期间，在线医疗、教育等新业态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工业互联网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我国工业基础能力提升、实现转型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超大规模市场效应，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但核心技术不强、对外依赖度较高的问题始终存在。近两年，我国互联网龙头企业明显加强了科技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已有10%左右。随着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更大关注、更多投入，未来数字技术可能取得更多突破。

数字经济将努力走出去。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基本是服务本地市场，国际业务占比较小。而国际互联网巨头国际业务收入基本占到一半左右。随着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协商、谈判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将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